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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上）》是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此为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部 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 未死将生的时刻

企业史人物 太保赫德

1875 买办救国

企业史人物 买办世家

1884 盛宣怀夺权

1894 状元办厂

企业史人物 一代“商父”

1900 国变中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 北方一周

1905 立宪急先锋

第二部 1911-1927 惟一的“黄金年代”

1911 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业史人物 百货四子

1915 作为抵抗的商业

企业史人物 棉花天王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1924 工商决裂

1927 悲剧之月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第三部 1928－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1929 商人的抗争

1932 救亡的经济

企业史人物 费的眼睛

1935 大收编

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7 沉船与拯救

企业史人物 南洋兄弟

致谢

人物索引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荡三十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荣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年度十大图书”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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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中国思想史的三个高峰时间，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躁动而充满无边的忧伤。各种思潮在中国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举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饱受欺辱的黑暗年代里，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年轻人最终决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坛坛罐罐。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他与胡适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门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辟地论及：“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今天中国最有力的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这种矛盾的国民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呈现得非常清晰。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不知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试图以死唤醒人们继续变革的决心。半年后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儿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梁漱溟晚年口述回忆录便以父亲的这个问句为书名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政治家。他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思想。① 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始终没有系统地代表企业家或城市社会阶级的利益，它基本上是一个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而独立存在的力量。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官员的利益，至少除它之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小科布尔的这一观察，至少在蒋介石政权与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上是成立的。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权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可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国家及国营资本应该在商业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就一直存在着两种迵然不同的思潮。郑观应、张謇、梁启超及其后的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市场及民间的力量，而李鸿章、盛宣怀以及后来的周学熙等人，则是坚定的国家商业主义者。蒋介石显然属于后者的阵营，而其思考的起点恰恰正是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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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很多年后，思想家顾准曾对“革命家”有过一个精辟的论述：“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见《顾准日记》1973年4月29日。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瑞典诗人托·特朗斯特罗莫

　　【一】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和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纺工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而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的、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它另外的面孔。“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却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当时长江航线上的民营船运业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满才发，客运与货运也混搅在一起，船上脏乱不已，客户服务更是谈不上。民生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创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再就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从“经理须知”、“船长须知”到“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实际的工作方式、程序，从早到晚，从开船到靠岸，应有的工作都规定得详细无遗，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从一开始就俨然是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长江有一个冬季枯水期，航运往往无法保证四季定期，卢作孚的第二条船就是专门在上海定造的，载重只有34吨，吃水很浅，适合枯水期航运。

当时的四川省被川系军阀刘湘、杨森控制，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却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卢作孚的事业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到1929年，民生三条船的总吨位不足230吨，还不如许多公司一条船的吨位，但卢作孚却雄心万丈，决心以小博大、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他实施了有效的兼并策略，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现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卖船给民生或并入民生，所有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接收一条船，就按民生的制度运转。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数达到12艘，总吨位扩张到1500吨，员工人数500多人，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书籍介绍

上卷叙述1870～1937年间中国企业的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