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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

致中国读者的短札

序言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

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

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

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译后小记

马克•里拉(Mark Lilla)，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欧洲思想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在欧美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著有《Ｇ.Ｂ.维科：一个反现代者的形成》(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伯林的遗产》(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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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看来，身为人这种造物就意味着要终其一生苦苦搏斗，人不能仅仅为了最基本的需要而活着，而要在某种力量的驱策下扩展并时而提升这些需要，并进而将其转化新的奋斗目标。人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伸展”他自己？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心理问题，他的对话录中献身的人物对此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也许，最可爱的答案莫过于《会饮篇》中由苏格拉底转述的狄欧提玛的说法，亦即：“在身体和灵魂的层面，人皆有孕在身。”我们是，或至少觉得自己不是完美的造物，我们不能求得安宁，除非我们内在感受到的潜能得以实现，除非我们能如她所说：“在美中诞育”。这一渴望，这一爱欲，弥漫在一切善好和健康的灵与肉的欲望中；有些人主要体验到的是肉体的欲望，并用身体得以满足，而那些追求灵魂层面欲望的人们则成了哲学家、诗人、抑或致力于“城邦与家庭的健全治理”（亦即，最高意义的政治）。迪欧蒂玛对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善好行为所及之处，皆可看到爱欲的踪迹

即历史进步是一种幻象，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的灾难堆积着的一层又一层的废墟，直达天堂。工人阶级的成员们被进步的理念所腐化、所蒙蔽，看不到伴随人对自然世界的主宰力日益增强而产生的社会倒退。他们被哄得昏昏欲睡，以至于对法西斯力量的兴起所引致的“紧急状态”视而不见，未能及时做出反应。

当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之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拉古来？”此言后来广为人知。这当然影射的是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岛，冀望年轻的戴奥尼素依归哲学和正义的典故。教育是徒劳无功的，戴奥尼素依然是个暴君，而柏拉图靠侥幸才脱了身。在有关海德格尔的讨论中，这个对比被反复提及，寓意海德格尔悲喜剧的（tragicomic）错误在于他当时相信哲学能够引导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粗鄙政治。柏拉图曾在对话（尤见于《理想国》）中分析暴政的部分预见了这种可能性。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是：柏拉图是在希腊城邦中建构“哲学王”之治的疯狂规划的倡导者，而他的“西西里之行”则是实现其抱负的第一步。当马丁·海德格尔在可耻地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纳粹校长之后于1934年重返教席之时，一位现已不知其名的同事想要羞辱他，就讥讽说，“君从叙拉古来？”没有比这更切题的典故了。正如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所说，他一度梦想参与政治生活，但是雅典的“三十年暴政”（公元前404一433）让他心碎。而后，在取代“三十年暴政”的民主政体处死了他的良师兼益友苏格拉底之后，他完全退出了政治。他得出结论说：一旦一个政治制度败坏了，无人能够在“不借助朋友和伙伴”的情况下将其复原到健康状态，这很像《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这个角色的结论。这里，“朋友和伙伴”指那些既是正义的哲学之友又是城邦的忠诚朋友的人。哲学家成为君主或君主诉诸哲学，这样的奇迹都不会发生，在政治中最能够指望的是在稳定的法治下，建立一个节制的政府。

中文原文：施密特对审问他的苏联人说：“我沾染了纳粹的病菌，但并没有感染。”

英文版原文：To his Russian interrogator he arrogantly announced, "I drank the Nazi bacillus, but was not infected."

中文原文：时至今日，在欧洲左派书店的角落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无人问津的列宁全集，乃至斯大林全集，这些书是由共产主义世界的宣传机构翻译的，西方的阵线组织出版的。

英文版原文：Today, in corners of left-leaning European bookshops, one can still find unwanted sets of Lenin's, Mao's, even Stalin's collected works, which were translated by propaganda bureaus in the Communist world and published by front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

书籍介绍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