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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依次辑录北宋新儒家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张载(横渠)四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语录，而朱熹作为编选者之见解自然也多有反映，故此一书实可囊括北宋五子及朱子一派学术之主体。朱熹《近思录前引》曾述编撰意图说:“惧夫初学者不知所人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近思录》十四卷，总成于淳熙二年(1175)，起初只言其大纲，而无目录。朱熹说：“《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纲；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辨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朱子语类》卷一五)现在通行的《近思录》十四卷目录，为朱熹再传弟子叶采撰《近思录集解》在朱熹上述纲目的基础上加以订立。此后相袭沿用，把《近思录》分门别类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四卷。这基本上体现出朱熹的设想。

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分析说：“全书总分四部分，第一卷，论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和性论；二至四卷，论敬知双修的认识论与修养论；五至八卷，论大学之道；九至十四卷，杂论儒家之学。概括了四子的政治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反老佛异端思想等，具体而微地构造出了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二程理学体系。”

《近思录》全书十四卷，凡622条，选语出自四子著述共27种。所选语要的条数多少依次为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因为二程著述相对较多，所以在《近思录》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大。

《近思录》的内容编排，每卷均以周敦颐为始，继之以二程兄弟，张载为后。虽然张载较二程兄弟为年长，似乎应该先于二程兄弟，但在朱熹心目中，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是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提供了理学的主要理论建构，张载则是理学思想的必要补充。《近思录》没有收录北宋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邵雍(1012－1077，字尧夫，赐康节，人称康节先生)的言论，这是因为邵雍之学基本上为《周易》理数之学，道家气味太浓，却极少涉及儒家特别重视的仁义等基本问题。《近思录》全书只有一处提及邵雍(《近思录》卷五《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思录》并不能全部辑录北宋理学家的主要论点，而是经过朱熹慎重考虑而有取舍、有简择的节选本。

《近思录》编辑原则主要是根据朱熹的哲学理念及其道统观。全书紧紧围绕“性理”之学，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首选，表达了儒家由太极一阴阳一五行一万物化生的宇宙论生成模式，而后再至圣人确立人道法则的人生论，全面、完整地体现出宋儒性命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集中阐述了儒家内圣外王修养实践功夫论，成为指导儒家学者开物成务、内圣外王的范本，此书实为“性理”诸书之祖。《近思录》一书可称是后人了解宋代理学基本构成的重要选辑著作。

《近思录》的分类编排、次序规模以及所体现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朱熹“集大成”的理论设想，从中可以看到朱熹综合北宋五子之学的理论努力，也可以从中看到朱熹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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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濂溪先生日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本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 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 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 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 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

问：“心有善恶否？”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 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

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又曰： 学者要学得不错，须是学颜子。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 守不约，泛滥无功。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

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

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得深则可以见诱之小。

董仲舒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孙思邈曰：“胆欲 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可以为法矣。

凡人才学便须知著力处，既学便须知得力处。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

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必待著意， 才著意，便是有个私心。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学是终身事。果能颠沛造 次必于是，岂有不得道理？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 仁由义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惟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则学坚固。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为学，忌先立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仲尼绝四，自始...

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心不通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酌轻重，竭其目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问：“忠信进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难。”伊川先生曰：“学者固当勉强，然须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觑却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如子所言，是笃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顺理事，本亦不难，但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难也。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深浅，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得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思曰睿。”思虑久后，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 不可专守著这一事。盖人之知识，于这里蔽著，虽强思亦不通也。

问：“人有志于学，然知识蔽固，力量不至，则如之何？”曰：“只是致知。

若智识明，则力量自进。” 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 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又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思曰睿”，“睿作圣”。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

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 学者先要会疑。

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当思其如何作为，乃有益。

凡解经不同，无害；但紧要处不可不...

或问：“圣可学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请 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 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伊川先生曰：阳始生甚微，安静而后能长。

不能动人，只是诚不至。于事厌倦，皆是无诚处。

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学者必时其动静，则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今人从学之久，不见进长，正以莫识动静，见他人扰扰，非关己事，而所修亦废。

　　由圣学观之，冥冥悠悠，以是终身，谓之光明可乎？敦笃虚静者，仁之本。不轻妄，则是敦厚也；无所系阂昏塞，则是虚静也。此难以顿悟，苟知之，须久于道实体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书籍介绍

《近思录》依次辑录北宋新儒家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张载(横渠)四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语录，而朱熹作为编选者之见解自然也多有反映，故此一书实可囊括北宋五子及朱子一派学术之主体。朱熹《近思录前引》曾述编撰意图说:“惧夫初学者不知所人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近思录》十四卷，总成于淳熙二年(1175)，起初只言其大纲，而无目录。朱熹说：“《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纲；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辨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朱子语类》卷一五)现在通行的《近思录》十四卷目录，为朱熹再传弟子叶采撰《近思录集解》在朱熹上述纲目的基础上加以订立。此后相袭沿用，把《近思录》分门别类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四卷。这基本上体现出朱熹的设想。

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分析说：“全书总分四部分，第一卷，论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和性论；二至四卷，论敬知双修的认识论与修养论；五至八卷，论大学之道；九至十四卷，杂论儒家之学。概括了四子的政治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反老佛异端思想等，具体而微地构造出了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二程理学体系。”

《近思录》全书十四卷，凡622条，选语出自四子著述共27种。所选语要的条数多少依次为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因为二程著述相对较多，所以在《近思录》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大。

《近思录》的内容编排，每卷均以周敦颐为始，继之以二程兄弟，张载为后。虽然张载较二程兄弟为年长，似乎应该先于二程兄弟，但在朱熹心目中，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是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提供了理学的主要理论建构，张载则是理学思想的必要补充。《近思录》没有收录北宋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邵雍(1012－1077，字尧夫，赐康节，人称康节先生)的言论，这是因为邵雍之学基本上为《周易》理数之学，道家气味太浓，却极少涉及儒家特别重视的仁义等基本问题。《近思录》全书只有一处提及邵雍(《近思录》卷五《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思录》并不能全部辑录北宋理学家的主要论点，而是经过朱熹慎重考虑而有取舍、有简择的节选本。

《近思录》编辑原则主要是根据朱熹的哲学理念及其道统观。全书紧紧围绕“性理”之学，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首选，表达了儒家由太极一阴阳一五行一万物化生的宇宙论生成模式，而后再至圣人确立人道法则的人生论，全面、完整地体现出宋儒性命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集中阐述了儒家内圣外王修养实践功夫论，成为指导儒家学者开物成务、内圣外王的范本，此书实为“性理”诸书之祖。《近思录》一书可称是后人了解宋代理学基本构成的重要选辑著作。

《近思录》的分类编排、次序规模以及所体现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朱熹“集大成”的理论设想，从中可以看到朱熹综合北宋五子之学的理论努力，也可以从中看到朱熹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